"操场埋尸案"背后:杜少平为隐瞒命案送钱请吃打招呼


她们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在紧急情况下学习是困难的,但COVID-19疫情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已经很清楚了,当流行病学家警告说一种病原体具有大流行的潜力时,高举地方自由旗帜的时候就结束了。而国家在流行病应对方面的领导作用只有在基于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今后对‘COVID-19’的反应不仅要全国性的,而且要理性的。”新华社华盛顿4月4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4日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120万例。

“今天,我们发现处于相反的情况:联邦政府做得太少。”作者们在文中指出,或许是由于联邦政府官员对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在早期发表了误导性的声明,公众意见也一直在权衡利弊,不愿采取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困难的措施。股市暴跌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要求投资者保持冷静,避免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然而,在非常时期,各州和联邦政府可以启动紧急权力,以扩大其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公民生命和健康的能力。截至2020年3月27日,所有50个州、数十个地方和联邦政府都宣布了COVID-19紧急状态。由此产生的行政权力是广泛的,它们的范围从停止商业活动到限制行动自由,到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征用财产。

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宣传管理组长孙映莱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正同有关专家就恢复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后,仅要求特定人群遵守防疫守则能否有效控制疫情等问题进行讨论,将根据讨论结果决定是否进入生活防疫。

文中指出,美国的宪法将公共卫生的主要责任赋予各州,授权给各市和县。联邦政府的普通公共卫生法律权力较为有限,重点放在预防疾病的州际或国际传播的必要措施上。

值得一提的是,Mello是健康卫生法学领域的领袖学者,其研究重点是了解法律和法规对卫生保健提供和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由于其在研究领域的贡献,Mello在40岁时就入选美国国家医学院。

截至4月1日,距离美国首次报告COVID-19病例已经过去了72天,33个州和数十个地方发布了“在家办公”的命令,还有少数几个州简单要求非必要的企业关闭,但有些命令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许多司法管辖区继续允许普遍不遵守CDC发布的社会距离建议(例如不得举行超过10人的聚会),作者们提到,“拥挤的春假海滩、自由旅行、开放学校和托儿所、销售不必要商品的繁忙商店、年轻人中的体育活动、孩子们还在公园聚集,这些都是证明。”

两位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这就是联邦制的阴暗面,它鼓励对流行病采取敷衍应对。美国的做法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通过迅速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战略,防止了社区间的广泛传播。而美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联邦领导来指导统一的应对措施,“很快就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预测,即它将成为COVID-19疫情的新震中。”

她们的建议包括:白宫必须扭转其过早减弱现有解决措施的做法,同时应该让州长尽其所能减轻疾病的影响和传播,包括强制执行居家命令、关闭学校,及获得足够的医疗用品和新冠检测;行政部门应召集州长和州公共卫生主任,并敦促他们就一套协调一致的社区缓解干预措施和时间表达成共识;国会利用其支出权利,进一步鼓励各州遵循统一的社区缓解方案,其中包括有效执行公共卫生命令的措施;国会利用其州际贸易权力来监管那些影响新冠病毒跨州传播的经济活动。

因此,强有力、果断的国家行动势在必行。然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反应慢得令人担忧,对该病毒的性质和应对措施都混淆不清。”作者们在文中指出,各州和地方一直处于应对疫情的前方,但他们并没有统一行使公共卫生权力。由于基于科学的社会距离和有针对性的隔离措施只有在病毒传播的每一个地方都实施才能成功,因此缺乏跨行政区的协调合作已经付出了生命代价,未来还将继续付出这样的代价。